同义词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（孟子散文作品）一般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
得道肯兆漏微多助失道寡良喇迎助
天时不如地利⑴，地利不如人和⑵。
三里之城⑶，七杠旬承里之删婚郭⑷，环而攻之而不胜洪润⑸。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，然而不胜拔巴洒者，几担恋是天时不如地利也。
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⑹，兵革非不坚利也⑺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⑻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
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⑼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⑽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⑾。得道者多助⑿府良微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⒀，亲戚畔之⒁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⒂，战必胜矣。 [1-2]
⑴天时：一般指时令、气候，但这里偏指时日干支、阴阳五行、孤虚旺相之类是否对作战有利。如：比得上。地利：指城高池深、山川险要等对攻守有利的地理形势。
⑵人和：指内部团结一心及人心所向等。
⑶三里之城：方圆三里的内城。
⑷七里之郭：方圆七里的外城。郭，外城。
⑸环：围。
⑹池：护城河。
⑺兵革：泛指武器装备。兵，兵器。革，皮革制成的甲、胄、盾之类。
⑻委而去之：弃城而逃。委，放弃。去，离开。
⑼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：使人民定居下来（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），不能靠疆域的边界。
⑽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：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。固，使......巩固。
⑾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：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器的锐利。
⑿得道：指能够施行治国的正道，即行仁政。
⒀至：极点。
⒁亲戚：内外亲属，包括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。畔：通“叛”，背叛。
⒂君子：指推行仁政的明君。有不战：意指不应或不必用战争的手段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战争。 [3]
有利于作战的天气、时令，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，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、内部团结。
比如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，只有方圆七里的外城，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却不能取胜。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，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、时令了，不能取胜，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啊。
城墙并不是不高，护城河并不是不深，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，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，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，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，也比不上人心所向、内部团结啊。
所以说：使百姓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其它的地方去，不能依靠划定疆域的界限，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，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。能施行“仁政”的君王，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；不能施行“仁政”的君主，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。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，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；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，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。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，去攻打那连亲属都反对背叛的君主，所以能行“仁政”的君主不战则已，如果战斗就一定会取得胜利。 [4]
这篇文章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， 孟子出身于鲁国贵族，他的祖先即是鲁国晚期煊赫一时的孟孙。但当孟子出生时，他的家族已趋没落。春秋晚期的大混乱，使他们的家族渐趋门庭式微，被迫从鲁迁往邹。再以后历事维艰，到孟子幼年时只得“赁屋而居”了。 孟子父母的状况，今已不可考。流传下来的只知孟子幼年丧父，与母亲过活。为了孟子的读书，孟母曾三次择邻而居，一怒断机。 孟子从40岁开始，除了收徒讲学之外，开始接触各国政界人物，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，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。
孟子继承了孔子的“仁学”思想，提倡“以民为本”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孟子反对兼并战争，他认为战争太残酷，主张以“仁政”统一天下。孟子“仁政”学说的理论基础是“性善论”。孟子说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，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。 [4]
这是一篇议论文，其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。孟子提出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个概念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，层层推进。第一段，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。中间两个“不如”相连，表示了递进关系，一个比一个重要。这样提出论点，更显得观点鲜明。第二段，论证“天时不如地利”。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，比较“天时”与“地利”的轻重。“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”说明城小而难攻；“环而攻之”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，占有战斗的主动权；“而不胜”说明攻方失败。战斗会以弱者胜、强者败告终，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，是因为在“天时”上占了优势，但守方可凭借“地利”进行抵抗；攻方久攻不下，军心涣散，必然失败。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“天时不如地利”这一论断的正确性。第三段，论证“地利不如人和”。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，比较“地利”与“人和”的轻重。“城高”“池深”“兵革坚利”“米粟多”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“地利”条件，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。但结果却“委而去之”，原因就在于内部不“和”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，反被虽无“地利”而有“人和”的攻者战胜，这就有力地说明了“地利不如人和”的道理。第四段，作者用“故曰”二字，将上文提出的观点承接下来，展开论说。先用三个形式相同的否定定句说明“域民”“固国”“威天下”不能仅靠“天时”与“地利”的条件，从反面进一步强调了“人和”的重要性。作者正面意思就包含在下面的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这个论断里。这里所说的“道”，就是“仁政”。这个论断指出了“人和”的实质。接着又进一步推论，指出“寡助之至”会众叛亲离，而“多助之至”则天下归顺。一反一正，对比鲜明。最后以“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”作结，将“人和”的重要意义论说得十分透彻，深化了文章的中心。
文章脉络清晰，结构严谨，气势通畅。且运用大量排比，增强语势，使论证更有说服力。文章善于运用设喻的方法。从文章末端看，孟子虽反对战争，却多次提到战争。这是为了迎合诸侯们的心理打个比方，以便有机会向诸侯们宣传自己的“仁政”主张。文章析理精微，议论恢宏，气势奔放，阐明引申层层深入，逻辑性很强；还采用了排比的修辞方法，使文章语气强烈，具有说服力。 [1] [4]
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、教授卢元：这篇短文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，观点正确鲜明，论证严密有力，无论思想内容或说理方法，都值得肯定和借鉴。文章的主旨十分明确，即高度强调“人和”的重要性，具体来说，就是阐明了战争的胜败，主要取决于人心的向背，而人心的向背，又取决于统治者是否“得道”（即能不能推行仁政）。孟子的这个结论，和他一贯宣传的“民为贵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”（《尽心下》），“得其民斯得天下，得其心斯得民”（《离娄上》）“与百姓同乐则王（《梁惠王下》）的主张是一致的，也是被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是正确的。孟子的这个认识，正是总结了人们的认识经验和历史教训而获得的，因而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的。不过，孟子处在列强纷争、崇尚武力、蔑视仁政的动乱时代，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。（《古文鉴赏辞典》） [3]
